交易費用視角下的環日本海次區域經濟合作
摘 要:環日本海經濟圈建設盡管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與最初人們設想的開發目標依然相差很遠,其原因在于收益與成本不成比例。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有關各方在具體利益訴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經濟體制結構方面存在著明顯差異,使得市場制度供給不足;同時,東北亞地區國際關系...
關鍵詞:交易費用;次區域經濟合作;交易個體;交易環境
作 者:謝斌 [大連外國語大學韓國語學院][論文查重]
正 文:1968年日本學者福島正光提出了“環日本海經濟圈”的倡議,意在同西部鄰國的環日本海地區進行經濟合作,并形成一定的區域合作模式。由于日本經濟發達地區都集中在東部沿太平洋地區,西部日本海沿岸較為落后,其率先提出環日本海經濟合作計劃直接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環日本海地區包括了日本的日本海沿岸、中國的東北三省、俄羅斯遠東地區、韓國和朝鮮的東海岸地區。冷戰的結束為環日本海經濟圈的實施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與氛圍,再加上相關國家環日本海地區都是本國相對落后的地區,各國都有強烈的發展意愿。從1990年代開始,環日本海經濟圈實施的條件逐漸成熟。按照最初的設想,環日本海經濟圈是超越國境的地區間合作,它的建設由日本提供高級技術和大型資本,韓國提供中級技術和中型資本,中國、朝鮮提供勞動力,俄羅斯提供資源,實現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和合理配置,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環日本海經濟圈建設至今已推行了20多年,盡管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與最初人們設想的開發目標依然相差很遠。作為環日本海經濟圈建設重心的圖們江開發“‘溢出’效應卻并不是很明顯”,“程度有限、速度也很緩慢”。[1]環日本海經濟圈建設主要還停留在疏通通道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 缺乏更深層次的雙邊合作。近二十年來,中國東三省、韓國東海岸、日本西海岸地區的經濟水平盡管得到了提高,但相對本國其他地區而言依然處于落后水平。這些地區間的貿易往來也處于一個較低的水準。作為一種次區域合作形式,環日本海經濟圈論證和實施開展得都比較早,但其效果相比較環黃海經濟圈、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其他次區域合作卻不盡如人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在于合作的收益與成本不成比例。本文擬從交易費用角度探討環日本海次區域經濟合作面臨的成本問題及其未來發展的前景與進路。
 
一、交易費用與次區域經濟合作
 
交易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它是“個體之間對物質的未來所有權的讓與和取得”。[2]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經濟活動主體的形式越來越豐富。在國際社會中,國家作為單獨的行為主體,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的特征,它們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活動也是一種權利讓渡和交換的過程。從廣義上講,國家間經濟合作可以作為一種交易來對待。[3]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一個最基礎的分析工具,被廣泛地用于解釋政治、經濟制度變遷、外部性問題、產權結構以及國際合作等諸多現象。提出“交易費用”概念的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4]肯尼斯·阿羅則從更廣泛的將交易費用定義為“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交易費用包括制度的確立或制定成本、制度的運轉或實施成本、制度的監督或維護成本,以及制度的變革成本。即交易費用是指“制度或組織的建立或變遷,以及制度或組織的使用的相關成本”。[5]
次區域經濟合作屬于國際經濟合作范疇,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形式。次區域經濟合作源自新加坡、印尼廖內群島和馬來西亞的柔佛州之見三角地帶的發,即所謂的“成長三角”(Growth Triangle)。1993年,“成長三角”被亞洲開發銀行定義為“次區域經濟合作”,用來特指鄰近國家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次區域經濟合作建立的前提是“次區域地區”存在著既有的商貿往來。次區域經濟合作的起步也都以貿易合作為基礎,再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按照一體化程度的高低劃分,次區域經濟合作的一體化程度還要低于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界定的最低層次的優惠貿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PTA),因為“其生產要素流動是要跨國協調”,比優惠貿易安排的要求要低。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次區域合作的目標更是具有明顯的低層次特征,“基礎設施的對接與合作、消除貧困與經濟增長、貿易投資的便利化等內容是其基本目標”。[6]
次區域合作中的交易費用可以從交易對象和交易環境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在交易對象方面,次區域合作涉及主權國家間的合作,但具體合作事宜卻由地方政府主導。而地方政府在涉及外交、外貿事務上的職能是有限的,能否得到中央或聯邦政府的充分授權和大力支持對交易費用具有重要的影響。同時,合作的主體間如果具有相同的文化、社會屬性,經濟交往的規則就相對比較明確,合作主體對潛在的經濟交往利潤的分割就有著較好的包容和預期,交易費用就有可能趨于最小化。但是,如果主體間文化、社會屬性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對立的話,那么彼此就將感到有必要限制對方可能采取的欺騙、偷懶、搭便車、道德風險等行為。因此,就要制定一系列契約規則來限制對方、保護自己,從而使交易費用大大增加。[7]此外,合作主體間的經濟體制是否一致也會對交易費用產生重要影響。一般而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市場經濟相對應,非市場經濟體制則會限制商品、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更難以實現跨國界流動。在理論上,非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無法達成次區域經濟合作。因此,如果合作主體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交易費用將會降低;合作主體中存在非市場經濟或者不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將會增加交易費用。
在交易環境方面,由于經濟行為體都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所以任何的交易環境都存在著不確定性。同樣,國際經濟合作中行為為主體也會遇到這種不確定性,因此需要設計出一定的制度安排來降低交易費用。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一種制度化水平比較低的合作模式,因此面臨的交易環境會產生相對較高的交易費用。一般情況下,政治關系、安全局勢、經濟差異和地區認同這四個方面是影響區域和次區域經濟合作面臨的交易環境的主要因素。“世界各地區一體化的歷史和經驗表明,一體化是一種政治現象,而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一體化的過程是一種政治過程,而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過程”。[8]政治關系和安全局勢是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條件。如果政治理念相左、雙邊關系冷淡、安全互信缺失、地區局勢緊張,經濟合作根本無從談起。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對次區域經合作產生的交易費用也會產生巨大影響。在相同的條件下,相對于同質區域,分極區域進行經濟合作時“談判磋商的議題就越多,各方目標就越不統一”產生的交易費用就會越高。[9]地區認同指的是“地區各國將自身作為地區整體一部分的歸屬感”。[10]地區認同越高,民眾、企業和政府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就有越高的一致性,就會降低談判難度、減少誤解和欺騙行為,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反之,則會增加不確定性進而增加交易費用


[1]袁曉慧:《圖們江區域開發項目現狀評估》,《國際經濟合作》2007 年第 8 期,第47頁。
[2]John R.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p.58.
[3]陳志恒:《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以交易費用理論為視角》,吉林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43頁。
[4]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5]程恩富等主編:《新制度經濟學》,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6]王勝今:《中國與周邊國家區域合作的研究》,《東北亞論壇》2003年第3期,第6頁。
[7]參見李鐵立、姜懷宇:《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研究:一個邊界效應的分析框架》,《東北亞論壇》2005年第3期,第92頁。
[8]莽景石:《東北亞一體化:政治成本與演進路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 9 期。
[9]陳志恒:《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以交易費用理論為視角》,吉林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74頁。
[10]劉興華:《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現代國際關系》2004 年第 5 期,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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